这里有一个北洋大臣李鸿章批复的附件讲，据禀并请折均悉。查所议商局事宜，专以认清官督商办设立总商，使商情无隔膜之虞，甚为有见。以商充官而又督商，乃前局受病之由，以一事公诸数人始而和同，继而疑忌，各存意见，现似有此情形。

据请添设商总，不用委札，由该总办等重以事权，傅令*纵自如，方能自立地步。议论颇是，仰候抄折分行盛道及马、沈道等详晰商筹妥办具复。

指得指出的是，轮船招商局自一八七三年年夏季由公局、也就是国营改为商局、也就是民营之后，唐廷枢任总办后的十三年间，总办主政，名为官督商办实为商办，未设督办一席。

可是到了一八八五年盛宣怀任督办后，其下只设会办，不设总办，督办总揽一切。

开始时，会办为马建忠与谢家福二人。谢原为苏州电报分局总办，接招商局会办委札后，坚辞不就，乃添派沈能虎字子棵、严潇字芝眉为会办。

李鸿章在批准谢家福辞会办的同时，明确着谢牧仍在招商局行走，而这里所谓行走，似有参与局务略备顾问之意。

谢家福是颇有见解的人，他在招商局经过一年多的观察，认为督办是官，会办也是官，其间缺少商总办一席，这不成了以官督官了吗？意思是必须添派商总办一席，才与“官督商办”名实相副。

李鸿章很同意谢家福的意见，他在发表一段议论之后，加了议论颇是的肯定，并答应候抄折分行盛道及马、沈道等详晰商筹妥办具复。

但招商局直倒一九零二年被袁世凯占夺十七年间，从未设总办，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招商局赢利颇丰，发展很快，公认是成功的。

而这是否与盛宣怀商的意识与倾向很浓很强因而常常称自己是商督商办有关？后人们可作研究：是否可以说，只要以商的原则办企业，即使“以官督官”也不一定不能成功。

回溯到一八八零年、也就是光绪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七日，大清国朝廷内部先出苗头唻。

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上奏清廷，弹劾轮船招商局唐廷枢等人营私舞弊，也涉及盛宣怀。本日上谕里头则讲：王先谦奏招商局务宜加整顿各折片。设立招商局，原期收回大清国利权，如果局员等营私害公，败坏局务，亟应痛加整顿。

李鸿章创办此局，责无旁贷，着逐一严查，认真整饬。如唐廷枢等实有侵架把持，并设计排挤各情，即行从严参办。叶廷眷经理是否确有成效，其办理章程有应变通之处，及早设法。

该祭酒请令商船出洋，目下情形能否及此，将来如何渐次开拓，着李鸿章妥筹具奏。

一场针对上海轮船招商局的大风波就这样发端了，盛宣怀对王先谦弹劾招商局、唐廷枢并涉及自己的各奏片内容，已有所闻，他即刻毫不退让的逐项予以辩驳。

盛宣怀讲道，唐某顿起私念、营谋交通、挟诈渔利，旗昌亏折股票每百两仅值五十两一款。查轮船招商局系唐廷枢于同治七年间，见洋商垄断居奇中原，商贾坐受凌辱，因与现今出使美国容道员闳及吴、郭两部郎联禀前两江督宪曾侯相，拟议集资购办轮船，奉批以装货揽载为第一义，以运漕办公为第二。

乃事未举行，曾侯逮骑箕尾，所上章程禀犊南洋有案可稽。追同治十一年朱道员其昂，复取唐某等前论，仿其意旨，禀蒙傅相允准奏请设局，由商自行招股试办，其盈亏在商，利害官不与共有，可调剂者为商护持之，以敌洋商之争抗，收回中国之利权。

开创立法本为至善，并委派唐廷枢入局经理，揽载货物，是因熟悉洋务，可杜洋商之猜忌；习于贸易，可为华商之阶梯；广于招来，可联股商之声气，所集股资数十万，皆唐廷枢暨现今总办上海局务之浙江候补道员徐润二人劝募所集，股本之人皆其戚族，已分名下亦各有巨资，自运自营无所用其私念。

盛道宣怀系续派赴局相助，勾稽于役奉公常时在外。在局五员，其盛、朱两道需次直省，南北远离，叶道员廷眷告病奉母，屡邀不出，不得已局务只由唐、徐二人专理力任，以免因公者兼顾不追，畏难者养尊为重，任劳任怨，人所共知。

如谓唐、徐交通或难怪其虚揣，若盛道徒挂在局衔名，又何交通之有！言官不察惑于旁论，易足服人。至谓旗昌亏折股票，百两仅止五十两，此乃掂拾言之，未能指出因何亏折，无殊泛论。其旗昌股票，光绪元年尚值一百三十两，有薄可查，是年与太古一斗，遂跌至百两，又为招商局一挤，再跌至七八十两，二年春间，至低行市曾跌至六十五两，亦只半月之期，夏间又提回七八十两，均有报单班班可考。言官断以仅值五十两，是从何说得来，不妨指明质证。

且股票涨落因生意之盛衰而定，并非按轮船置本而算，若照轮船置本而算，旗昌元年年底结账，轮船十七号，除折耗核实价银一百四十万余两，各码头栈房七十七万余两，另我夏驳小轮船等船机器铁木等料，煤斤杂用各物价值数十万两，均经刊印账目分送有股之人及登入日报，凿凿可凭，言官根抵不知，遂成纸上空谈。

就在光绪二年春间，商局所欠庄款果有七十万之多，缘当时云南一案未结，商情惟惑，未能踊跃附股。且生意一道有往来挂欠水脚者，自应分别通融，俟其归结，未便追呼，而局中需用孔殷，银根吃紧，遂形转动艰难，并非赔亏之项，有账可查。

盛宣怀诡称商局赔亏六七十万两一节，即将牵出马建忠交易地皮的前因后果来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