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皇帝嘴上说什么勿要讳疾忌医，但实际上，在废弃运河、漕运转海之前，黄河问题确实就是个忌讳。

很多人都知道，洪泽湖冲沙的玩法迟早要炸、也知道黄河越来越高早晚要出大事。

但是，没有人敢去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在大顺被刘钰主持军改、燧发枪配刺刀加野战炮兵之前，北方威胁始终存在。这种存在，迫使大顺只能选在在北京定都。

北方是政治中心加军事重心，南方做经济中心。依靠漕运、运河来维系帝国运转；依靠两淮盐政，作朝廷重要的紧急财源。

在这个体系之下，很多问题是无解的。

治河必先废漕，喊了多少年，在大顺下南洋彻底击溃西洋舰队之前，有前朝的台湾事件、有大顺东伐日本的海上战略调动为鉴，喊再多也不敢动。

解决了海运问题后，黄河问题才真的敢拿出来讨论，或者说有了所谓的“勿要讳疾忌医”的资格。

在这之前，所有人都只能装傻，一厢情愿地相信黄河不会出大事。

刘钰算是把这个脓疮挑开了，但管杀不管埋，就明确表示，别考虑彻底根治黄河了，就大顺这点能力和此时的生产力水平，准备救灾就得了。

在皇帝看来，大顺和大明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已经不一样了。

大明存在的某种纯粹政权意义，是整合南北方的力量，防备北方农耕线以北的夷狄入侵。

大顺存在的纯粹政权意义，在北方问题解决之后，其实就是加强集权和财政收入，利用国家的调控能力，通过各种方式减缓内部矛盾，延续统治。

相对于赈灾这种“保守治疗且等死”；变革和扩张移民是“积极治疗且等死”。

这种意义上的转变，就使得皇帝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接受一些改革。

很多事情，刘钰一直在忽悠皇帝，忽悠皇帝这么做是为了皇帝。

皇帝当然不是傻子，但他仍然支持，就因为他真的看到了好处。

很多事情，就如康不怠说刘钰不是大顺人一样，同样的事，在刘钰和皇帝眼里，是截然不同的结论。

比如。

之前的铜钱铸币厂叫歇事件、苏州织工罢业、松江府踹工歇业、广州府石匠鞋匠组织“西家行会”对抗东家等等。

在刘钰看来，就是这证明……萌芽……发展……局限性……巴拉巴拉巴拉。

在皇帝看来，那就大不一样。

皇帝仔细研究了这些类似事件，得出了三个结论。

其一：这些工匠们是软弱的，这些凭借一技之长吃饭的人搞罢业，非常容易摆平，他们非常倾向于献祭领头的，而且他们是支持朝廷稳定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朝廷稳定的得益者。

其二：这些工匠们只有经济诉求，他们没有提出过任何一种能够威胁大顺的口号。反观明末时候，真正有威胁的，是提出了明确政治上诉求和粗略纲领的那群人。

包括且不限于均田免粮、均平天下、铲平不公、减租永佃等等。其主力，是失地小农、和各种矿工矿奴等等。

其三：这些工匠们更倾向于相信朝廷的清官，而更恐惧和害怕那些工场主和东家，并且视他们为坏人。而工场主则因为打不过他们，也更需要朝廷的保护。同时也因为大顺农村的极端贫困，不管是工匠还是工场主，都对自己现在的稳定生活基本满意。

由此，皇帝得出了一个结论：即，他这个皇权，可以用一种超然的姿态，凌驾于工匠和工场主之上。在必要的时候，站工匠；在必要的时候，站工场主。

这种脆弱的、软弱的、凭借一技之长吃饭的人，是成不得事的。并且他们是非常支持朝廷稳定的，绝大多数时候只需要让工场主多发两个钱、过年割点肉送点酒就能解决的。

此辈，不足为虑也。

所以，皇帝支持苏南工商业的发展，因为工商业的发展，处在工厂制之前的变革阶段期，真正能迸发力量的东西皇帝还没看到。

相反，皇帝看到了这些人可以提供足够的赋税、海关收入、贸易收入。

皇帝可以通过这些财政金银，遏制真正的有危险的东西。

再比如。

废漕运、改海运、修淮河、变盐业等一系列事件链。

在刘钰的视角下，是以苏北苏中为原材料产地、苏南为工业基地、南洋西洋为市场，催生新时代所必须的新阶级。

但在皇帝的视角下，又大不一样。

在整个事件链里，皇帝看到的是如下问题。

便是，从明朝中期开始的白银货币化已经不可逆转，但是，钱和物资并不是一回事。

朝廷的统治，靠的是手里掌握的物资，如粮食、盐、武器等等。

钱在稳定的时候，可以等同于物资。

但白银货币化，导致朝廷收税收白银，手里能调控的资源并不多。朝廷手里只有点粮食，但粮食也不多，而且一点盐都没有。

在白银货币化已经不可逆转的前提下，朝廷的首要任务，是确保白银能够在想花的时候，快速且大宗地花出去，立刻换取朝廷急需的各种实物。

即，大顺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打通“钱——物资”的快速转换。不能重蹈大明的覆辙，有钱有时候也买不到急需的东西。

也就是说，大顺必须保证市面上，存在足够的流通的现货，且是大宗的。

在必要的时候，朝廷用钱能确保立刻买到这些大宗的现货。

这些流通的现货必须是流通的，但又不会对内部造成巨大冲击的。

那么，这就需要一个蓄水池。

这个蓄水池，就是日本、朝鲜、南洋，以及一些再加工产品。

必要的时候，朝廷可以把通往那些蓄水池的水管，换个地方即可。

比如，刘钰在淮河事件上的操作。

本质就是动用了白银，买走了辽东、虾夷、南洋等地市场化的、非小农的大型种植园和农场的粗粮，很多粗粮是用来酿酒卖的，所以有充足的现货。

并且，如果一旦本国缺粮，大顺的海军可以迅速动员，以日本和南洋市场为主的虾夷农场、南洋稻米种植园的粮食，快速运回国内。至于日本和南洋缺粮，反正影响不到皇帝的统治。

大顺解决了“白银和物资”快速转换的问题，极大地提高了皇权的力量，加强了统治。

如果不想退回前朝前期的“实物税”，那么怎么保证钱能买到东西就是大顺统治下去的精髓。

要么，退回白银货币化之前的收实物税，加大百姓徭役、运输、损耗。

确保朝廷手里始终有粮食、有盐、有布匹。

要么，认定无法往回退，那就确保大宗物资能买到。

确保朝廷手里有钱、有海军，就等于朝廷手里有粮食、有盐、有布匹。

从刘钰跃上大顺的决策层开始，实际上大顺皇帝李淦，花了二十年时间，搞明白了一件事。

而这件事，用一句话就能概括。

皇帝花了二十年时间，弄明白了：哦，原来钱不是财富啊，粮食大米食盐铁器耕牛布匹才是财富啊。

看上去，好像挺搞笑的，皇帝花了二十年时间，就琢磨出来个这？

但实际上，这并不好笑。

中华帝国从大明成化二十三年，丘浚上疏认为使用白银等于国家放弃铸币权、等同于把铸币权让给商人；再到隆庆元年正式白银货币化和税收白银化；再到大顺主动海外贸易白银涌入……摸索了整整二百年时间，终于想明白了和之前征收实物税的时代截然不同了。

也终于回过味儿来了。

而等着皇帝回过来味儿之后，再回头看看这些年改革的方向，皇帝终于融会贯通，用他自己的理解、或者说他自认为是有效的一套逻辑，来理解这一切的改革。

比如盐场改革。

皇帝支持的原因，就是因为大盐场方便管理，并且在需要的时候，只需要一小队士兵、三五个狱吏，就能完全接管这些大盐场，保证盐的生产。

或者说，保证朝廷手里有盐。

而淮南盐的小生产者模式……同样是100万石的产量，是控制一个大盐场容易？还是控制七八万小生产者的盐户容易？

再比如那些在虾夷、东北、南洋办农场种植园的。

如果朝廷急需100万石粮食的时候，是从这些大农场大种植园搞比较容易？还是从100万小农手里征收100万石粮食容易？

皇帝盘算了一下，如今他手里握着的、算作必要时候朝廷能够掌控的力量，比起二十年前可多太多了。

他手里，多出来一个可以一次性赖账不还的银行，里面存着上千万两的白银，必要的时候直接抢。虽然这么玩只能用一次，但或许足够救命、翻盘。

多出来两个商品粮基地，必要的时候直接强制征调，保证大顺遇到大规模灾荒，可以迅速征集粮食——可以用钱，如果没钱，那就直接用枪。

多出来一个扶植起来的财阀模式的运输公司，必要的时候直接强制征调，保证钱能买到物资、物资能运到地方。

现在，就差一个产盐基地了。这个产盐基地必须是密集的、集中的、人少的、方便接管的。必要的时候，必须能保证每年两三亿斤的产量。

在一切平稳、一切顺利的时候，朝廷只要有钱就够了。

然而一旦出事，钱不管用、或者没有钱可用的时候，他可以让舰炮、大炮、火枪去把这些东西控制起来。

皇帝这二十年，总结出来两个道理。

第一个：大顺的十亿亩土地，是士绅的，皇帝无力动员这十亿亩土地的力量。而大型盐场、大农场，可以是皇帝的，皇帝只需要一支军队就能控制、并且转化为皇权的力量。

控制一个用蒸汽机的大型晒盐场，和控制10万盐户小农，对皇权而言意义一样，但成本大不一样。

第二个：真到乱世，比如明末给大顺的教训。钱，不如粮食、盐、铁、布管用。

朝廷在放弃了实物税、又放弃了基层控制力、又放弃了均田制后。已经不能按照实物税时代的经验，去治理了。

至于皇帝和林敏讲的这些理由，冠冕堂皇罢了。

皇帝只是单纯的压根不在乎，淮南产业结构改变导致的、扬州府等地数以十万计的和盐产业有关的人失业而已。

但又不好直接说，遂用“大义”、“大利”这样的理由；用未雨绸缪这样的道理，暗示林敏：扬州淮安的衰败，是为了“防患于未然”的必要代价。

要么，你把黄河问题解决了；要么，你把江苏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