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在张轶辉访问大名的同时，新华夏外长林东旭也开始访问欧洲。

此行在外界看来，就是一场无谓之举。毕竟，西方的联盟已成定局，新华夏此次访问连亡羊补牢都算不上。

事实上，效果如何，从林东旭受到的接待上也能看出来。

以往新华夏外长出访，即使是西班牙、英国这样隐隐对抗的国家，虽然满心不愿，但是由于新华夏有强势的海军作为依靠，还是不得不以大国的规格对待，基本上，即使是新华夏的外长，也能够享受到其余国家内阁总理大臣的待遇。这一点，即使是最为敌视的西班牙也不得不摆出表面尊重的架势。

但是，这一次林东旭外长的首站，是西班牙。西班牙甚至连迎接的程序都省略了，直到林东旭一行抵达马德里，才有西班牙的副外长对林东旭等人表示了欢迎，迎接晚宴上，其余高官一概见不到。

林东旭虽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希望两国保持友好，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在场的西班牙最高身份官员，副外长，也仅仅露出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让林东旭有种对牛弹琴的感觉，或者，更贴切的说法是，热脸贴上冷屁股。

林航表面上看，露出了极为沮丧的表情，是因为没有得到良好的回应。

依照行程，林东旭继续访问了英国，接着开始访问欧陆，荷兰、法国。所到之处，一片冷清。即使是表面上最欢迎自己一行的法国人，也无非是内阁副首相进行了接待。会议上，闭口不谈两国所谓的传统友谊，倒是提出，希望新华夏加大对法兰西的投资。

林东旭微笑的答应了，内心却在鄙夷不断，“真拿我们新华夏当傻子么？”

事实上，林东旭虽然口头上答应了对法兰西的投资，但是口惠而实不至，在投入一分资金的前提下，实际上却撤出了十分的前期投资。

法国人虽然在事后明白了此种情形，但是毕竟双方还没开战，只能忍者。

林东旭倒数第二站，就是普鲁士。此行并不为人所熟知，并且也大多没人关注，主要是此时的普鲁士正处于低潮期，国际地位其实不高。欧洲列强在战胜拿破仑以后，曾经召开了一个维也纳会议，其实就是分赃大会。结果，普鲁士虽然是战胜国，意图恢复自己战前的所有领土，但是在分配萨克森时，却与其他列强发生分歧，几乎与英、法、奥发生战争。主要原因在于普鲁士虽然为战胜拿破仑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之前由于被拿破仑战败过，起先曾经依附国拿破仑。而战胜拿破仑的关键也是法军在莫斯科的惨败，所以，沙俄以战胜拿破仑的首要功臣自居，而英法则是不希望在自己身畔出现一个强国，不约而同的打算削弱普鲁士。后来达成了妥协。普鲁士得到了三分之二的萨克森领土和莱茵河沿岸的土地，而将此前获得的波兰领土让给俄罗斯，却让普鲁士饱受屈辱。

痛定思痛，普鲁士人意识到，先军政治也不是万能的。普鲁士虽然军事实力进入英法等强国的视野，但是由于容克地主阶层对于国家的掌控，经济活力匮乏，导致经济实力有限，失去了最重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此时的普鲁士，正在全世界寻求投资。但是英法等国都在全力整军备战，怎么可能会给予普鲁士所需要的大笔资金？至于欧陆另一强国沙俄，是比自己还穷的穷逼，就更指望不上了。更何况，落后的沙俄也需要外国的资金来促进自己经济的发展，从这方面讲，两国竞争关系大于合作关系。这也是双方在一战时期成为敌对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林东旭访问普鲁士，受到了这些天以来最热烈的欢迎，不仅普鲁士首相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堡侯爵亲自在港口迎接，当晚还由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主持了欢迎宴会，规格之高，不亚于西方国家的国王前来访问。

林东旭自然是对国王的殷切招待表达一番感激之意，当晚宾主尽欢。

第二天，奥古斯特首相前来拜访林东旭等人，原意是来个谈判，摸清对方的来意。然而，林东旭却不按常理出牌，提出要参观德国柏林洪堡大学。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前身是柏林大学。在经历了拿破仑的入侵，暴露了普鲁士的落后之后，威廉?冯?洪堡对普鲁士的教育进行了改革，他重新改革了普鲁士引以为傲的义务教育制度，让所有阶层的子女都有相同的机会接受教育，并与1810年创办了蜚声中外的世界顶尖学府，德国精英大学洪堡大学。

洪堡大学是世界上第一所将科学研究和教学相融合的新式大学，拥有十分辉煌的历史，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其”教研合一”、“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洪堡精神也影响到了几乎所有的现代大学。

别的不说，就拿举世闻名的诺贝尔奖举例，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历史上曾产生29个诺贝尔奖获奖者。爱因斯坦，普朗克，黑格尔，玻恩，赫兹，哈伯，薛定谔，韦伯，叔本华，谢林，海涅，魏格纳等一大批学界大师都曾在该校学习任教。

对于这样一所著名的大学，林东旭除了内心的渴慕之情，最主要的却是要发表一番讲话，大致内容就仿效梁启超最有名的《少年中国说》。林东旭从自己父亲林旭的日记中发现这片文章的，觉得切合此时的实际情况，可以利用一番。

果然，成立不久的洪堡大学少有贵宾来临，林东旭的造访吸引了大多数的学生前来听讲。

《少年中国说》是梁启超的代表作之一，写于1900年，正在戊戌变法后，作者梁启超流亡日本之时。那年是庚子年，当时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爆发了义和团爱国运动。帝国主义组成八国联军，勾结清政府，镇压义和团运动，攻陷了天津和北京等地。当时八国联军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是“东亚病夫”，是“一盘散沙”，不能自立，只能由列强共管或瓜分，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戊戌变法失败迫使梁启超逃亡日本，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变法图强的努力，到日本的当年就创办了《清议报》，通过媒介竭力推动维新运动的继续，为了驳斥帝国主义分子的无耻滥言，也纠正国内一些人白暴自弃、崇洋媚外的奴性心理，唤起人民的爱国热情，激起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梁启超适时地写出这篇《少年中国说》。此文影响颇大，是一篇篇幅较长的政论文，作者站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上，在文中将封建古老的中国与他心目中的少年中国作了鲜明的对比，极力赞扬少年勇于改革的精神，鼓励人们肩负起建设少年中国的重任，表达了要求祖国繁荣富强的愿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被公认为梁启超著作中思想意义最积极，情感色彩最激越的篇章，作者本人也把它视为自己“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所之暗潮”的代表作。

此时的普鲁士，在英法看来也是同样的落后国家，维也纳分赃大大会让普鲁士倍受耻辱，民间正有不平之意。稍微改头换面的《少年国家说》其激励民间士气的作用丝毫不减，且因为面对的是普鲁士的学生，使得少年一说更加贴合实际，让普鲁士的学生们深有感触，一方面是对英法等传统强国的憎恨，另一方面却是激励自己面对落后奋起直追，建设普鲁士成为世界强国的决心空前鉴定。

林东旭的《少年国家说》效果出乎意料，不仅在普鲁士的学校间广泛流传，就是普鲁士刚兴起不久的报纸也是长篇累牍的对整篇文章进行了刊登并发表评论，让普鲁士国家凝聚力竟然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提升。

德皇威廉三世再次接见林东旭异性，对林东旭表示感激，并授予了空前的名誉——铁十字勋章，洪堡大学也授予林东旭终身名誉院士的奖励。无论哪一个方面，都是空前的。从而，也是的林东旭成了最受普鲁士人欢迎的外国人，没有之一。

由此，新华夏与普鲁士的关系竟然十分简单的就融洽起来。

第三天，普鲁士与新华夏的谈判正式开始，气氛空前友好，简直不像是谈判，更像是朋友间的对话。

由此，林东旭更加感激父亲林航留着给自己的日记，那是凝聚父亲“一生心血”的外交经验之谈，确实效果非凡。

伴随着个人关系的融洽，新华夏与普鲁士的官方关系也进入一个崭新的篇章，双方终于打成了一个非正式的联盟计划，约定新华夏以资金扶持新华夏的经济发展，并提供必要的技术援助，以促进普鲁士的发展，从而为对抗英法的联盟而创造条件。（未完待续）